我的高考之旅

    赵 伟

    （一）引子

    恢复高考那年，我在兰州一家国有建筑企业的学习班工作，没参加高考。但第二年春天开学时，我却跨进了一所大学的校门，坐在了那所大学经济系的教室里，随七七级上课了。

    我的这个经历听起来有些离奇。或许有人要问，高考是很公正的，从七七年起凡上大学者必考，怎么你没参加高考就上了大学，还挤进了七七级？容我略作解释。实际上我并非正式注册的大学生，而是单位送去进修的，严格地说是个旁听生，只学知识不拿文凭。即便如此，这个经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工作的单位原系建工部第七工程局，用现在的流行说法是个央企，刚从建工部下放到省里，改称省建一局。但局里的老职工依然称七局。七局有九家公司，数万名职工，十几所中小学，多家医院，加上家属，有十多万人，分布于甘宁青三省。总部设在兰州市七里河。文革后期政治学习制度化，大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局里专门设了个机构，起名工人理论学习班。学习班长年培训干部和工人，灌输那个时代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同时顺应形势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批判，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到批邓反右，直到揭批四人帮后才打住。恢复高考那年，我就在那个学习班。属工人编制的干事，工资和粮票关系在四公司三处，人在局学习班。

    我跨入的大学是兰州大学，挤进的班是政治经济学班。实际上那年兰大经济系就设了政治经济学一个专业，招了六十个人，编了一个班。六十个人还分了两拨入学，大部分是住校生，早个把礼拜报到，少部分是走读生，入学略晚。

    随七七级学习期间，赶上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的恢复。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家百废待兴，知识型人才奇缺，邓小平倡导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学可以跳级，研究生招考不论学历看学力，我便越过本科，以同等学力资格考了研。考的还是兰大经济系，且与我插班学习的七七级同学同一年毕业。所不同的是，七七级同学春季毕业，拿的是学士学位，我秋季毕业，拿的是硕士学位。因着这个缘故，我也时不时地给当作七七级一员，也有一帮七七级同学。到了微信时代，还给拉进了七七级同学群。相比我们那届研究生同学群，七七级同学群要大得多，也热闹的多！

    回头去看，虽然我放弃了恢复高考后的本科考试，但却参加了恢复高考最初的研究生考试，因考研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就这个意义来说，我毫无疑问也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提到恢复高考，不仅有话要说，而且也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亲历的历史，转瞬已过去四十年，绝大多数亲历者已由青年进入老年，少数亲历者已经故去。趁年纪不是太大，记忆尚未退化之际，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作为历史证言，为未来中国教育史甚至社会变迁史留下点素材。这应该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一种责任，尤其是那个时代一种制度变迁的受益者的一种责任。

    胡适先生从中年开始就催促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位学人写回忆录或传记，认为这可以给后学留下点研究历史的素材。他特别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说服梁任公写下回忆录。梁启超先生在世时身体健硕，自认为来日方长，写回忆录或传记是暮年的事。不曾想壮年意外身亡，带走了不少秘密和看法，给中国近代现代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辈虽然不可与历史的弄潮儿梁任公那类大家们同日而语，但也是一场社会大变革的亲历者，把自己经历的人和事写出来，表达一种看法，不单单可望为后学留下点历史研究的素材，更重要且更有意义的还有两层：一层是，通过回忆与反思，可以使我们自己对过往四十年中国社会变迁有个更客观的认识，对未来有个更准确的预期，使我们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另一层是，从我们的经历中悟出善良与丑恶，通过我们的讲述扬善抑恶。（待续）

    （2017年6月17日晨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