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外贸政策调整须克服制度刚性

赵 伟 (浙江大学)

    2011年中国对外经贸政策方面最重要的调整之一，要属外贸进出口政策基调的调整了，首次提升了进口在贸易政策中的权重，甚至有高层决策者发话：要像重视出口那样重视进口，把进口摆在与出口同等重要的位置。紧接着而来的是进口关税的调整，年末前宣布从2012年1月1日起，对包括原油在内的730多种商品大幅度减税，实施平均4.4%的低税率，比“最惠国税率”还要低。这些都标志着外贸战略与政策转换的降临。然而在我看来，要实现外贸政策的转换，还需很长的路子要走，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以往多年贸易政策形成的惯性，也就是强调出口抑制进口的外贸战略与政策所形成的惯性。

    客观地来说，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战略与政策原本系发展中国家“两缺口”经济背景所迫，完全适应了改革开放中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甚至直到加入WTO前夕，我国属于都属于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既存在国内储蓄与投资需求之间巨大的缺口，也存在对外经济方面进口外汇需求与出口创汇不足之间的缺口。应对这种“两缺口模式”的最佳战略与政策选择，除了积极引进外资而外，就是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对外贸易政策了。这一点不仅为“冷战”时期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成功经验所证明，而且还为发展经济学研究者提炼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之经典理论。中国最近30多年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无疑是以“放大版”的形式再次证明了这种战略的可行与有效。然而与任何好事物都有个度一样，再好的经济政策如果用过了头，就会失去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就中国现实来看，经过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来经济与外贸的超高速扩张，“两缺口”早已成为过去，变成了“两过剩”，亦即国内储蓄过剩加上对外储备过剩。外贸政策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至少需要从强调出口甚于进口的政策转向中性基调，政策目标须由创汇最大化转往贸易福利最大化。这一态势早几年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还在金融危机前，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已经就已成为美国廉价贷款的重要源泉，“中国人拼命存钱，美国人使劲花钱”已成为国际经济界广为关注的现象。外贸战略与政策原本就应适时调整，实际上也有了调整的一些前兆，然而后来却给突然袭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金融危机一来，老政策不仅未能适应新现实而有所改变，反而借着“保增长”的政策给强化了。就这个视点来看，2011年的外贸战略与政策变局属于“补课”性的，启动的已经有些迟了。然而即便“补课”，要最终落实下去也并非易事，还需突破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无疑是体制障碍。长期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已经培育了一个庞大而有效的体制支持系统。这个系统的表层是出口指标，各级政府都将出口增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来对待，不仅在事前年度计划中明确列出，而且在事后的“工作报告”中作为重要的“政绩”而标榜。深层的亦即在这些指标后面，则是一系列机构与其所提出与监管的规则，此类机构的工作业绩多半也与此类指标挂钩。再下去，更深层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出口企业。外贸政策略有改变，出口刺激政策略一松动，出口企业便会叫苦连天，“关联专家”便会跟着鼓噪。诸此，若没有一种远见与相应的决心，弄不好会导致战略调整夭折或大打折扣。经济学上看，这就是所谓“制度刚性”！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突破制度刚性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是太难，关键是要选准好的突破口。如若从制度层面一条一块地改起来，则当很难，且在短期内难以见效。但如若跳出外贸制度及关联体系，从别的领域切入寻找突破口，则转变贸易战略与政策就可能要容易得多。就“后危机”期国内外情势来看，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入，加速本币升值，无疑是个好的突破口。

    论及人民币汇率升值，首当其冲的是需要克服决策层的“升值恐惧症”。多年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外加引进外资的战略需要，形成了本币币值越低越好的认识惯性。在一些行业与部门狭隘利益的决策者和关联研究者那里，显然形成了一种升值恐惧症，似乎升值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无论借助理论分析，还是就东亚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以往经历来看，显然得不出升值会导致外贸收益下降的结论，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借助汇率升值，可最大限度地切割国际贸易福利，实现本国国民福利的最大化。这方面日本19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和韩国1990年代前半期的经历，可谓最好的例证。其中日元升值不仅未能导致美国期望的贸易逆差逆转，反而刺激了日本产业的管理革命，提升了出口产业竞争力。客观地来说，日本“泡沫经济”的酝酿与崩溃，主要是由错误的产业政策和缺损的金融体制酿造的，而与日元升值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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