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复杂的格局下更应把握好经济改革的方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2012年的经济格局将呈现出变化无常的态势。由于欧债问题凸显出欧元机制的内在缺陷，美国经济在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瘦身”行动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中呈现出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以及当年处在世界制造强国地位的日本经济在核污染压力、高财政赤字和低福利水平的冲击下更趋疲软的格局，都会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巨大的挑战。所以，面对由此造成的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国政府更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旗，尊重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蕴含的内在客观规律，分清需要花大气坚持下去才能解决的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和需要通过制度优化才能减轻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短期冲击的压力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很多外部性的因素，虽然同样具有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差异，但是，如果没有外部经济社会强有力的改革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再怎么样的来推动自己的改革也不可能缓解外部社会的矛盾和由此带给我们的伤害，甚至改革过度反而造成的后果适得其反。下面，就来分别阐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不同性质的挑战和我们应对挑战所需做出的改革努力方向。

一、  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关键在于改革封闭的要素市场

    从供给面上看，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更加明显的暴露出一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首先，推动30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民工荒”现象和老龄化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变，它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具备了欧美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其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中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今后依然坚持对外出口的增长方式，来谋求像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可以专心来打造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第三，回顾中国经济这30多年来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都会注意到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1978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1991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都培育和激发出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虽然，这场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战略优势已经走到尽头。最后，由于像“金砖五国”这样的巨大新兴市场的崛起，打破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需求格局，从而导致了资源稀缺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环境恶化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于是，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不计较“资源红利”的约束谋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目前欧洲积极倡导的低碳经济和环境优化政策代表了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解决环境成本公平分摊的格局下，而且不顾中国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约束，强行去放弃中国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而人类生活又不可或缺的传统制造业。

    所以，面对上述的挑战，我们建议今后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与此同时强化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各项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还要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需要我们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否则，自主创新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无论对企业家还是投资家都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来强化对它们权益的保护和尊重。因为当一个社会进入到创新型发展阶段的时候，无形资产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例要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所做出的贡献比例，所以，对社会无形资产价值的回报不重视、对个人所拥有的权益不保护，那么，人才就会不断流失，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社会动力就会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即使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变化，但是，我们要清楚意识到，退出产业的企业家和拥有高储蓄的投资者都掌握着大量能够形成未来推动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金融资本，如果对它们的投资回报不给予应有的保护，而任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和银行体系金融资源垄断的格局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一批扶持产业发展的“价值投资”的大军。短时间内民间渠道所凸显的“钱流”问题就可能被长期化，泡沫化。三是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把政府财富创造的机制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嫁接到市场活力的打造和民富水平迅速提高的制度安排上，避免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流动性波动过大的局面，根本改变政府的收入是来自于垄断行业和土地财政的领域。否则，我们期待的消费能力和创新能力和实业致富动力等都会大打折扣。

    从需求面上看，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现象有着很多内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今天我们非常希望通过中西部城市化的推进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感到楼宇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并没有形成其他国家所看到的产业集中，消费网点集中的现象。因此，真正意义上能够带来消费水平普遍提高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今天沿海城市在享受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的同时，却出现了没有把自己先富起来的财富作为推动中国内需的动力，反而是因为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后顾之忧”增加而过度的储蓄，甚至储蓄的方式集中在楼市和欠成熟的金融市场，造成了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根源之一。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今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还处于少数群体的中高收入阶层今天他们的生活方式却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他们在中国选择投资而不是消费，而在海外他们却是慷慨的消费，以至于今年我们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有人认为利用税收杠杆可以缓解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不和谐因素，而且还能通过收入转移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刺激低收入层的消费水平，但是，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很有偏颇的，如果对于合法的“多劳多得”的企业家、创新家和投资家给予重税待遇，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就可能会因为资本外逃或避税行为而大受影响，同时也很容易形成像南欧社会缺乏实业致富精神的社会风气。

    所以，面对上述挑战，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而且坚定不移的朝着我们坚信能够成功的方向继续努力。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为当地让农民尽快致富的城市化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处理好由此产生的工作动力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消费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打破垄断和扼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面向国内消费群体而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价值的实体经济舞台上。同时，要通过法制社会的建立来大力扭转“真假难分、价格扭曲和消费安全感很低”的社会环境，切实保护好具有消费能力群体的消费愿望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受。真正形成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消费这个市场渠道来带动中低收入的财富增长，让他们也尽快进入到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消费时代。我们的企业也从内需的增长中分享到企业利润增长的实业致富的快感，避免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本土企业利润增长、就业水平提高相脱节的现象。

二、 解决“周期性的波动”关键在于政府积极“让利”的姿态

    今天欧美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中，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比如，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现象。事实上，如果不是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抬头，不是全球金融资本去绑架稀缺的但工业生产又严重依赖的大宗商品市场，不是流动性泛滥造成的外汇占款让人民币汇率出现不断升值的压力，紧缩货币政策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国际竞争力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的产品制造能力通过学习效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还在发挥着它的余热，这对今天手头流动性紧张、财富缩水的欧美消费者而言无疑是最有性价比的消费品。此时，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一特点，也没有分清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之间的差异，而贸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去大面积地放弃我们已经具备的国际竞争能力，是十分可惜的。尤其是现在危机时代，我们特别需要两条腿走路，特别需要出口的增长来为我们赢得结构调整的宝贵时间。那种采取先“放弃”后“倒逼”的改革方式，因为没有重视中国发展阶段的约束问题，所以，就很容易形成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流”并存的现象。从而让短期的问题，由于我们政策的干预，比如，拉闸限电，提高工资成本，而没有同时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结果反而变为了更严重“产业空心化”的长期问题。

    所以，面对一些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把它归结于结构性问题，而采取过多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加以扭转。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我们还是要通过政府让利，降低产业资本所受到的冲击。比如，降低企业税负，清理垄断性为产业“服务”的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把握好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承担一些企业的劳动力和福利的成本，从而打开企业生产的盈利空间。依托企业的繁荣来提升政府公共投资所需要的税收来源，依托企业的发展壮大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和大众致富的途径。否则，国家、企业和个人就很容易进入流动性膨胀的怪圈中！

三、  解决“外部性的冲击”关键在于强化国际合作的战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使中国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对于超过人均收入1万美金的沿海城市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来谋求出口导向的唯一增长动力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如此，我们今后还是需要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近，美国在亚洲推动TPP的合作机制就是它想开辟一个新的亚太合作机制，来充分彰显美国产业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从而期待从这个高储蓄、高增长的地区中获得他们高收益的最终目的。

    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是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业致富的理念，反对任何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尽管这场欧美的金融危机没有严重侵蚀到国企和央企集中的资源型行业和金融、教育等要素市场，其中有些企业反而靠过保护和垄断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资产、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之中，但是，这些企业和入世10年来率先开放的下游制造业，尤其是在其中顶风破浪还坚持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无论是开放环境下独立的市场竞争力方面，还是创新动力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总之，今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所倡导的对外战略，能否在当今欧美经济剧烈动荡中迅速成长起来，能否形成让服务经济做“实”而且又能覆盖国内全域的产业辐射网络，能否利用已经集聚到我们身边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机构的比较优势形成给世界带来共赢的高端服务业，关键就要取决于我们产业开放的深度，产权意识明晰的机制，公共服务的理念和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新一轮必须启动的“制度红利”，以及公平竞争所带来的新视野中的“全球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