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是个什么日子？
    如果问这个问题，估计绝大多数会一脸茫然，其实，这个日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半年前的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成为中国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半年后的这个日子，“聚焦温州金融改革——沉浮30年金融论坛”在温州举行，这个论坛由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主办，规模谈不上有多高，但是在半年之际还有人在做这样的论坛，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件。
    其实，尽管我们从开始就对温州的金融改革持保留态度，但是对于目前的进程依然有些意外，半年的时间不能算短，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一行三会的领导，走马灯似的在温州这个不大的地方来回穿梭，调研也好，办公也好，再好的设想如果连执行细则也没有批准的话，实际操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一般的估计，十八大之前这个操作细则是批不下来了，要批，也是十八大之后的事情。
    一个数字也许是可以说明点问题的，金改启动的内容之一就是搭建民间金融交易登记平台，用温州人的话来讲是对温州民间金融的招安，而现在在这个平台上登记的可用资金是20亿元左右，实际的发生额却只有8000万元，同样是估计，一般人对温州民间资金的概念是6000亿元，8000万元对6000亿元数字虽然无情，但却能说明问题。
    时间就是一把尺，可以量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们说距离能产生美，时间同样能让我们客观，同样能产生理性的思考：温州现象究竟是温州特有的现象呢还是中国制造业的窘境在温州的反映？温州民间资金的暗流涌动难道不是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反映？温州的金融改革能够单骑突进或者独善其身吗？
    答案是不如人意的，从温州进入大家关注的视线开始，这个地方就注定已经成为一个标本，温州这块土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转型的中国经济的无法回避的矛盾。温州中小企业的“跑路现象”在东莞也一样严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证明，刘易斯拐点并不是危言耸听的，阿迪达斯都撤消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富士康即便搬到四川和河南都要靠抓“壮丁”维持招工人数，温州老板的“蒸发”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在所谓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注定有一批中小企业会成为牺牲品的，舍得舍得，有所舍，才会有所得，温州的民间金融自古以来就有传统，民间借贷这种东西搞不好就会酿成高利贷交易，在产业空心化和企业倒闭潮的双重作用下，大量的民间资金开始进入地下钱庄，钱生钱的生意红极一时，炒高利贷的风险在整个社会蔓延，这种现象并非温州独有，鄂尔多斯是这样，甚至连河南郑州这样的地方炒高利贷也借中小担保的风起云涌而登堂入室，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民间资金向何处去始终是个问题，垄断行业不开放，这些投资要进入实业也难，而不进入实业，选择无非是炒什么的问题，而不是炒不炒的问题。金融市场是个全国性的市场，任何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率市场是如此，民间银行的准入也是如此，温州金改早在10年前就由戴相龙提出，但是国务院批准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可惜即使如此耗时，利率也没有市场化，也没有准许民间资金组建民营银行，改革的力度甚至不如十年前的设想，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改革的滞后能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转化为阻碍生产力提升的阻力，在温州就表现的比较明显，也许十年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就叫代价！金融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落后于社会进步，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我们真心希望十八大之后能把温州的金改推向实际可操作阶段，因为温州是在为整个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试错，温州金改不是做的温州的金改，而是中国的金改。
    忽然想到一句话，It’s not a stock market,it’s a market of stock,这不是一个股票市场，而是一个市场的股票，说的是股市乱象，其实又何尝不是中国经济的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