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即摆出一副改革的架子，这不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与其学者背景有关。

郭树清推动股票市场改革的连续举措虽得到市场赞许，但并未引起业内过多热情，原因在于郭树清的改革动作尚未触及股市根本性问题。新股发行定价是核心问题，退市制度是关键问题，但这些问题远不如IPO审批制重要。可以说，中国股市乱象丛生，资源配置功能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管制的存在。

在这种背景下，郭树清一句“IPO不审行不行？”的问话，自然引发证券界对取消审批制的讨论热情，因为这关乎中国股市能否实现资源配置功能，以及能否建立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中国股市是基于国企脱困背景下建立的，因而审批制一直伴随股市成长。不仅IPO要审批，增发新股也要审批，企业并购也要审批，这使得本来定位于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事实上成为一个审批者，其工作重心偏移到市场管制方面，进而忽略了保护投资者这一监管制度的核心价值观。

IPO审批制的弊病一目了然。

其一，人为操纵IPO供给，破坏了市场正常配置功能；其二，管制带来寻租，不仅让审批者具有设租机会，也为权贵PE带来寻租空间；其三，证监会弱化了监管功能，投资者无法得到保护；其四，控制供给导致一级市场定价偏高，损害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其五，制度风险时刻存在，股市无法形成长期投资价值。

因此，取消审批制是中国股市改革的必然之路。当然，放弃审批制意味着中国股市要发生颠覆性变局，不仅参与者利益格局巨变，而且证监会地位也要发生位移。

首先是市场格局巨变，由融资者主导转向投资者主导。在一个自由供给的市场里，购买者成为市场均衡的决定者。因此，放弃审批制的股市将由投资者进行选择，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机制自然容易形成。同时，以寻租为背景的权贵PE将失去掠夺居民财富的机会，PE热消退，PE投资将以技术为主导，这也有利于小企业融资和发展。而保荐人也不再炙手可热，大券商或迎来更多商机。

其次是中国证监会发生位移，从管制者成为监管者。审批制背后是利益勾结，上市公司、权贵PE、中介机构与审批者很容易结成利益同盟，利用供给管制来寻租上市，为实现过度融资，必然进行包装打扮，实际形成股票市场猫鼠一家游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一旦实现IPO注册制，证监会失去了管制权力，只能将职能移至监管，从而能够实现单一监管职能。当然，证监会要成为真正监管者，还需放弃与交易所及国有证券机构的连带关系，实现利益区隔。

放弃审批制也会对A股估值体系带来震动。供给大幅增加必然降低市场均衡价格，整体估值向下移动不可避免，众多套牢股民或将承受巨大损失。因此，考虑到中小投资者长期以来对股市成长做出的贡献，如何避免投资者遭受制度性损失，也成为能否放弃审批制的重要前提。在相关减震措施出台前，盲目放弃审批制，无疑是一场大屠杀。目前股市低迷，实际与一级市场过度融资有关，投资者信心尚无法恢复，现有股市制度基础不具备放弃审批制的条件。IPO改革陷于两难境地。不改，小股民永远处于被屠杀地位；放弃审批，则股市必然崩盘。因此，放弃审批制虽势在必行，但时机拿捏比较困难。

当然，放弃审批制还需相关改革配套，如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建立市场自清洁的卖空机制、建立证券犯罪事后严惩制度等。

放弃IPO审批制，涉及利益众多，恐不是郭树清能够做主的事情。出身改革系统的郭树清应该清楚，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股票市场改革更是牵扯到方方面面利益，有些事情远非一个证监会主席能够左右的。因此，放弃审批制实际也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不仅牵扯到证监会定位，更与IPO背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角力相关。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审批制，或许无法脱离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放弃审批制无异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革命，其引发的动静巨大。鉴于中国政坛面临新旧交替，至少两年内证券市场不会发生这样的惊天动地之举。至于能否在郭树清任期内实现这一改革设想，则取决于中央的政治改革决心和市场承受能力。既然此事已经提出，学术界应该进行探讨，以确定放弃审批制应该具备的市场条件是什么，以及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等。

放弃审批制还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目前只能过过嘴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