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关于“不要让监管者承担经济发展任务或目标”的建言切中时弊。中国股市的监管转型说归说，做归做，之所以至今也转不过身来，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监管定位问题。越是想“两手都要抓”，越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是极大的支持。资本市场通过对资金流向的引导而对资源配置发挥导向性作用，在满足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还通过资本流动的方式释放风险。所以，资本市场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同时也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化平台。
   不过，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同市场监管者的任务或目标是两回事。市场监管的职责就是通过制度规则的建立和完善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可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迄今为止还在承担着过多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定价职能，将本应专注于监管本职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转移到了市场资源的配置和利益调节上，这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反而为市场也为监管者自己挖了许多看不见的陷阱，一不小心就把一些不知自持的交易者甚至监管者自己给坑了进去。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监管者每年最爱显摆的就是新股发行了多少，融资融了多少，基金扩容了多少，股民开户数又增加了多少，可是，这些政绩工程的数据在投资者看来远不如自己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更重要。中国股市“七亏二平一赚钱”的格局至今无法改变。在经过了今年头一个月高达22%以上的严重亏损之后，即使是去年还能灾后幸存的侥幸者恐怕也很难全身而退了。中国股市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该不该用广大投资者的血汗钱为监管者的政绩工程垫底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如果一个市场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不能向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这样的政绩工程不要也罢！
   监管者的职责不是审批新股，更不是为市场定价。在审批制下，新股发行也成了杠杆毒药。新股发行越是成为稀缺资源，在圈钱的利诱之下，包装上市造假上市就越是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而新股越是一签难求，则发行定价压得越低，上市交易的连续涨停板概率就越高，这不仅极大地扩大了新股交易的泡沫风险，也极大地鼓舞了大股东大机构大资金的抛售套现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新股发得出发不出或发得多还是发得少，并不是投资者有没有扩容承接力的问题，而是这种人为制造麻烦和问题的行政审批机制何时才能还原为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事情。行政审批制让监管者变成了市场的主管部门，这也是监管转型挂在嘴上却迟迟落实不到行动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政审批权不仅成就了权钱交易，而且，还为当权者转岗到下属单位任职发财打开了方便之门。证监会此前曾经明令禁止在职人员下海到证券业界任职，却又留下了可以担任督察长之类新设职务的口子。且不说督察长不等于中纪委派驻干部，督察长过几年转为董事长总经理的也是大有人在。一旦十数万年薪变成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薪，岂不等于兑现了权力的延期支付权利？再说，这条自欺欺人的规定现在似乎也不听见了。不是证监会留不住人才，是权钱交易把人才变成了钱财。只要证监会手里还有一些审批权，这种人才变钱财的现象就依然还有可能会有容身之地。
   对于行将跨入注册制的中国股市来说，国外成熟市场特别是美国的监管方式即使说不上楷模，至少也不无可取之处。说到底，监管转型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是放权，实际上是监管者回归监管本位。“两手抓”不如“一头沉”。监管者潜心监管，抓好市场的制度建设，做好查处和惩治违法违规行为的事，不仅是对投资者最好的保护，也是对市场健康持久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这看起来也许没有像现在这样值得显摆的政绩可言，其实对实体经济是最大的支持和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