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的“锅”，岂能由女性的高工作率来背》一文错在哪里

 

何亚福

 

9月6日，中国妇女报微信公号发表了评论员莫兰的一篇文章《低生育率的“锅”，岂能由女性的高工作率来背》，该文首先引用了如下内容：“9月2日，在凤凰卫视《领航者》节目中，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示，中国的女性相对于日本和韩国，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甚至是全球最高，好处是为中国经济做出很多贡献，但这也导致中国大城市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然后莫兰评论说：“将低生育率归咎于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如此论断既缺乏数据支撑，也与事实不符，甚至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中国女性都不上班，生育率就上去了？”

 

事实上，梁建章发表于7月12日的文章《奖励生育离我们有多远》已说得很清楚，中国的低生育率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

第四，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女性这么强，她们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只是低生育率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不是唯一原因。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此外，梁建章的其它文章还指出，低生育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限制生育的政策。

 

为了反驳“将低生育率归咎于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这一观点，莫兰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然后又引用了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可以看出，莫兰是选择性引用数据，因为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卫计委的生育率数据并不一致，卫计委的生育率数据远远高于统计局的数据。如果要对比2015年和2016年的生育率，应该拿统计局的2015年数据与统计局的2016年数据来对比，或者拿卫计委的2015年数据与卫计委的2016年数据来对比。

 

“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但国家卫计委并不承认这一数据。国家卫计委认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5-1.6。至于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国家卫计委认为有1.7，但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编写的《2017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5。

 

按照莫兰的论证方法，如果拿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生育率数据与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生育率数据来对比，能不能得出结论说2016年的生育率还低于2015年？这种论证方法显然是荒谬的。

 

莫兰接着说：“而这两年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数据浮动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2.9%，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3.1%。”

 

事实上，2016年生育率比2015年高一些，原因绝不是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上升，而是：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一两年释放出来。

 

莫兰在文末说：“只有将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休假权利，健全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一个都不能少地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解决‘生不起’问题。”事实上，梁建章的很多文章，早已提到要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休假权利，健全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只不过莫兰自己没有看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