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养孩子与独生子女政策

何亚福

7月20日，《新京报》发表我的文章《不愿生二孩，也因为“富养孩子”观念误区》（以下简称《富养》），被各大网站转载后，引起较大反响，一些网民对《富养》一文产生曲解。因此，我想再写一篇文章谈谈富养孩子这个问题。

首先，《富养》一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人们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我以前的文章已经多次提到养育成本升高是人们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例如，7月2日《新京报》发表我的文章《辽宁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对全国也是个警示》提到：“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昂的养育成本。政府需要在税收、教育等方面切实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

育儿成本高企，固然与教育、住房等成本升高有关，但同时也与育儿方式有关。由于我以前的文章已经多次谈过教育成本高、房价高等问题，所以《富养》一文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富养孩子必然推高育儿成本，而育儿成本升高，则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显然，一篇短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当然，生育意愿低迷，除了育儿成本高企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其它因素。比如，近几天疫苗事件刷屏，有一位网友说：“看到这疫苗事件刷屏，我也不想生孩子了。” 一个社会，如果能让人们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喝干净的水、呼吸没有污染的空气、奶粉和疫苗有安全保障，将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富养孩子”，是指过度奢侈或超出自己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抚养孩子，以及对孩子娇生惯养。比如我在《富养》一文中所举的例子“月薪3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又如，一些贫穷家庭的父母省吃俭用，却把孩子像个小公主或小王子一样供着，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父母再苦再累，也舍不得让孩子做家务。

那么，为何现在很多家庭的育儿方式是“富养孩子”？这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分不开的。从1980年到2013年，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在中国城市实行，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里，大人围着孩子转，独生子女成了家庭的中心人物，甚至成为家中的“小皇帝”。1986年，一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向全社会发出了警告：“中国的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各种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一起来临，其中就包括出现在每个家庭里的宠儿，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养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

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城市家庭普遍是富养独生子女的育儿模式。独生子女承受了整个家庭至少两代人的爱和希望，因此，父母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从而人为地推高了育儿成本。如果城市家庭普遍有两个孩子，那么将有助于降低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

富养孩子，给孩子过于优渥的生活条件，反而可能是害了孩子，这就好比给禾苗施肥，过度的施肥反而不利于禾苗的生长。又好比吃得过饱，对身体健康反而有害。过去30年来，虽然中国人的营养水平不断提高，但教育部《体质调研》相关数据显示，近三十年来，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以及耐力等各项身体素质全面下滑，已成为国家及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中国肥胖问题日趋严重，18岁以下超重人群已达1.2亿。

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因此，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懂得勤俭节约，要让孩子懂得父母抚养孩子的艰辛，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如果父母总是想着给孩子处处创造优厚的生活条件，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就会认为自己得到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知感恩；孩子长大后，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还会继续依赖父母，成为啃老族。

与“富养孩子”不同的育儿方式，是所谓的“穷养孩子”。穷养孩子绝不是指孩子不要上大学，而是指，抚养孩子的花费，要根据自己家庭经济状况量力而行，切不可与富二代攀比。穷养的孩子也并非不能成才。比如，7月19日《华商报》报道：吴治保是安塞区白坪街道办五里湾村村民，他和妻子胡治爱育有5个孩子（三子两女）。因为生在农村，出身贫寒，吴治保初中只上了一年便辍学回家耕地，妻子胡治爱更是没有上过一天学。夫妻两人年轻时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果，立志要让孩子们学文化，上大学。所幸的是，5个孩子从小就很懂事，学习上都是你追我赶，基本不用大人操心。后来这5个孩子有4个考入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